在費孝通先生眾多學術著述中，《社會調查自白》可謂“一個科學工作者對自己工作的自白”，作者以長達半個世紀的學術探索為標本，毫無保留地自我“解剖”給讀者，凝結了自己對社會調查方法的深沉思考和智慧。費孝通從“我的一生是怎樣從事社會調查的，以及這些調查是怎樣影響我的思想的”講起，系統介紹了社會調查、民族調查、農村調查、家庭調查、小城鎮調查、知識分子和智力資源調查、社會學的重建和發展等領域的研究和反思，給出了在理論和方法指導下開展社會調查的具體路徑。
早在1936年，費孝通就鮮明提出，社會學的目的是認識中國社會、改造中國社會。但中國如此之大，如何在有限的學術生涯中，以學術方法透視解析近乎無窮之社會，是開展社會學研究必須要面對的巨大挑戰。“解決這一矛盾唯一的途徑就是腳踏實地做研究”，費孝通以最質樸的話語給出了最真摯的答案——從實求知。這是關于社會學研究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深刻總結和重要學術貢獻，更是費孝通傾注畢生心血孜孜以求、篤行不怠的“田野精神”。
“我把江村調查看作是我進入這個‘了解中國社會’的領域的開始”。江村，即江蘇省蘇州市吳江區七都鎮開弦弓村。這里是費孝通躬耕探尋“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接榫之處”這一核心命題的起點。從1936年初訪江村，費孝通先后26次調查訪問江村，其中的24次調查訪問都是在他71至92歲高齡之間進行的。行行重行行，費孝通一生行走在田野之中，他在江村追訪研究中所秉承的始終扎根于社會生活實踐、“到實地去”觀察、體驗和探究中國社會文化變遷，已經成為調查研究的“江村范式”。近期，北京出版社重印《社會調查自白》，從這本“自白”出發，我每讀一次，不僅收獲更多思考，更能從中體悟費孝通“我的一生是怎樣從事社會調查的，以及這些調查是怎樣影響我的思想的”之深刻，感受到其中的調研理念、方法、路徑，充溢著穿越時空的智識光芒和經典學術著作經久不息的生命力。
開展社會調查，向來是知易行難。當年費孝通感慨：“我們現在面臨的世界比過去復雜得多，我們對這個世界的認識也越來越感到困難”。如今以開弦弓村為代表的江南大地，早已變了模樣，經濟發展、人口結構日趨多元化，社會關系演變更快速。在這樣的背景下，又該怎樣調查研究？作為一名巡察干部，筆者對這個問題答案的尋求，尤其顯得迫切。
對村（社區）巡察與當年費孝通面對的以開弦弓村為樣本的研究無疑有相通之處。比如，如何在有限的時間里，全面深入精準地了解掌握一個村（社區）的真實現狀；如何讓群眾認可，更主動參與到研究中來；如何從一個個村（社區）的主要矛盾中把握鄉村發展、找到鄉村發展的方向與路徑，等等。
也正是費孝通的江村調查，啟迪蘇州對村（社區）巡察走出了一條新路。從2018年開始，我們將費孝通社會調查理念和研究方法融入到對村巡察工作中，探索開展“田野巡察”。通過在吳江先行先試，逐步拓展深化、推廣完善，目前“田野巡察”模式日趨成熟，獲得了社會廣泛認可，群眾的認可度、接受度持續提升。
今天，翻讀費孝通《社會調查自白》，再次感受到其中的理論給養和方法指引，而這些無疑是我們工作中解決實踐難題的“金鑰匙”。不妨以蘇州巡察實踐為例，結合費孝通《社會調查自白》做一概括對比，以啟迪更多的讀者。
從實求知——以深入“田野”真正問政于野。“科學之道在于實事求是，科學結論不能靠主觀臆想”。這是費孝通社會調查的思想原則和根本出發點，也是貫穿他一生的基本精神。費孝通認為，在實際社會調查中所“接觸到的客觀事物、現象都因人、因時、因地而異，各有其不同的內在聯系，有著千變萬化的發展過程，有不同的類型”，因此必須“到現場去親自觀察，理論聯系實際”，既要從實踐中去觀察真實，盡可能地貼近調查對象，更要從實踐中檢驗證實，盡可能地接近認識本真。同樣，巡察工作要經得起歷史和群眾檢驗，也必須堅持實事求是這一原則，從“田野”中來，到“田野”中去。沉得下去，深入田間、問政于野，通過貼近式的身臨其境、置身其中，融入老百姓生活，觀察發現問題。也要跳得出來，透過具體問題來把握村（社區）整體情況和真實面貌，提出意見建議，在一次次的重訪觀效中，深入求證、關聯延伸，這樣才能實現“認識在逐漸深化，使之更接近客觀實際”。
將心比心——從巡察“田野”通往群眾“心野”。費孝通提出，社會學研究要從“社會生態”向“社會心態”拓展，研究那些“隱藏的我”“說不清楚的我”和“講不出來的我”，這是最難調查和研究的部分。對此，費孝通提出了一個極具啟發性的研究理念：將心比心。巡察工作中也常常遇到“隱身的群眾”“隱秘的角落”，有些是群眾不愿意講，有些是群眾不知道怎么講清楚，等等，這種信息差是體察實情的難點所在。費孝通認為，把握“群眾心理”，才能把準“群眾心態”。以此為指南，將費孝通這一理念，移植融入到巡察中，首先“向心而行”，拉近與群眾的物理距離，搭建群眾反映問題新渠道，以“田間會”“板凳夜話”等形式與群眾面對面談心對話。再者是“以心換心”，拉近與群眾的情感距離，把群眾反映強烈、關注度高的問題，以立竿見影的效果讓群眾認可。最重要的是“心心相印”，拉平與群眾的認知距離，用“群言群語”代替“巡言巡語”，從家長里短中熟悉村情民意，從百姓關注的集體增收賬、村民生活賬、村官作風賬中了解百姓所盼所感，讓工作更鮮活、更接地氣，巡察工作也更具“泥土味”“真情味”。
類型比較——集一隅“田野”匯成全景“視野”。一般來說，具體的社會調查所收集的往往是局部情況資料，“江村調查”也不例外。針對“怎樣答復一個一個小村子的調查能加成一幅中國社會的整體面貌”這一問題，費孝通在書中介紹了“類型比較法”，即通過對各種不同類型的個案進行調查，然后對它們進行比較，進而歸納出共性認識。從對一個個“田野”的深描中，站在更高維度勾勒“鄉土中國”，為推動中國農村發展、富村富民提供參考。基于此，蘇州建立村情民意調查數據庫，集成分析運用巡察“大數據”，科學地進行類比，發現其中隱含的關聯關系，從個案、類案中發現普遍性、深層次問題，推動調查數據實現從微觀到宏觀、從主觀到客觀、從概括到精準，從而為鄉村治理、政策制定等提供更加科學有力的支撐，實現一隅“田野”探索，最終匯成共同富裕、美美與共的全景式宏闊“視野”。
再次品讀費孝通著作，在思緒中追尋“行者”腳步，更覺其學術思想之無垠深廣，其“田野精神”和研學之道如光如炬，指引調查研究方式方法的前進與升華。“我這一輩子做了不少事，應當把我的好經驗、好傳統傳授給下一輩，其中最主要的也是希望能繼續做下去的就是認識中國社會，為中國盡一點力。”
作為費孝通故鄉的蘇州，從“田野調查”到“田野巡察”，沿襲了隱藏在心靈深處的血脈基因，費孝通的調查研究精神依舊一如江水泱泱，涓流不息。這種傳承繼替，會催動“江村”生生不息抵達更美好的明天。（王友良）
